白云翔先生

考古学家白云翔先生的离世，在学界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哀悼与反思。这位兼具学者、编辑、教师、领导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考古学家，其逝世超越了学科界限，引发了人们对考古学家群体社会角色与精神特质的重新思考。

他既是发掘遗址的学者，也是掌管《考古》《考古学报》等核心期刊的编辑，更是培养无数学生的老师——这种“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身份在当今学界为何如此稀缺？

本文试图从多重身份整合的角度，探讨考古学家群体的独特价值与社会意义，以及这种复合型学者在当代学术体系中所面临的挑战。

白云翔的学术生涯中，“编研一体”的理念贯穿始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职业生涯中，历任研究实习员、编辑、副编审、编审、研究员，这种从研究到出版再到研究的循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生产方式。他长期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出版，主持《考古》《考古学报》、CHINESE ARCHAEOLOGY等重要期刊的编辑工作，同时作为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领军学者，主持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等重大考古发掘与研究。

“编研一体”并非白云翔个人的创新，而是中国学术期刊的传统模式。

在学术期刊从17世纪中叶在欧洲诞生时，采用的就是“编研一体”模式，中国也不例外。民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大学与刊物的结合，大学教授创办的《新青年》《学衡》《国学季刊》等刊物，带来了新思想、新气象。

这种传统意味着学者即是编辑，编辑即是学者，编辑与学者拥有双重身份。白云翔通过实践这种模式，将学术研究与出版传播相互促进，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学术议题的引领。

这种“编研一体”模式对提升中国考古学整体研究水准具有重要意义。当编辑本身是深耕某个领域的学者时，他对稿件的学术质量、前沿性和创新性有着更精准的把握。同时，编辑工作也让学者接触到更广泛的研究动态和学术问题，反过来促进自身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白云翔所著的《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等多项成果荣获国家级、省部级重要学术奖项，在海内外考古学界影响深远，这与他既是研究者又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密不可分。

白云翔教授受访时展示、

介绍中日考古合作研究成果《镜范》日文版论著。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然而，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中，研究、出版、教学往往被割裂开来。1980年国务院颁布《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之后，学术期刊编辑逐步从教学科研人员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拥有独立职称体系的专门职业。

这种职业化过程虽然有助于编辑工作的专业化，但也造成了“编研一体”原有格局的打破，学术期刊编辑已不具备参评教学科研人员职称的条件，其职业发展完全固化为编辑指向；而教学科研人员虽然在实际中仍可以继续兼任学术编辑，但在职称上却并不能转为编辑系列，其职业发展只能以教学科研人员为导向。

白云翔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期间，为中外考古学界培养多名中青年学术骨干。他策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推动科教融合，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在考古学传承中具有关键意义。考古学作为一门需要长期积累和实践的学科，知识、技艺与价值观的代际传递尤为重要。

从学生、同事的追忆中，可以看到白云翔在教学中的倾心指导与人格感召。

他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研究生导师，为人正直、淡泊名利，教书育人、提携后学不遗余力，以“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为毕生信条。这种全面奉献型学者在考古学教育中尤为重要，因为考古学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需要田野实践技能、文物鉴定能力以及科学精神的培养。

作为领导，白云翔的管理理念注重团队培育、资源整合与学科长远发展。他曾任考古编辑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考古编辑室主任、考古杂志社社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纪委书记等职，负责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评选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并实际主持论坛10余年。这种从编辑室管理到研究所领导的多层次管理经验，让他能够从不同角度思考考古学的发展问题。

然而，在当前教育与管理环境中，这种全面奉献型学者日益稀缺。量化评价机制下，科研人员为在考核周期内完成指标，倾向于选择周期短、风险低、易发表的研究方向，回避需要长期投入的人才培养工作。对教师和领导者的评价往往侧重于可量化的科研成果和行政业绩，而对育人成效、团队建设等难以量化的贡献重视不够。

考古学家群体作为“历史解密者”与“文化守护者”的公共形象，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连接专业研究与公众历史意识的重要桥梁角色。冯时等考古学家的讲座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公众对于考古的热情显示了考古学在塑造历史认知方面的独特价值。

考古学家的精神特质往往是沉静坚韧、求真务实、长期主义与人文关怀的结合。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实物——主要是物质的遗存，或者说是遗物与遗迹，而这些遗存应该是古代人类的活动遗留下来的。这种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亲密接触，让考古学家对历史有着更加具象和深刻的理解。考古学的研究集中在对过去的研究上，包括过去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这使得考古学家必须具备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眼光。

考古学通过成果传播、公众考古活动等方式连接专业研究与公众历史意识。公众对考古怀有好奇心理是正常的，但对史学研究者、考古工作者来说，仅有好奇心远远不够，更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通过考古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提供更全面的历史认知。张冠梓委员曾表示，考古发掘应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出发，根据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作轻重缓急情况，对全国各地历史遗存开展统一部署，系统考古。

考古发掘工地与发掘者现场交流

图源：考古遗产公众号

为何考古学家的离世易引发广泛共鸣？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象征一种专注、奉献与传承价值的消逝。在效率至上、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考古学家们往往选择“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他们的工作成果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价值。白云翔先生毕生深耕考古事业，治学严谨、成果卓著，长期担任考古研究所领导，为研究所建设和考古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离世不仅是个体的消逝，更是一种学术传统和精神的象征性断裂。

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学者兼顾研究、出版、教学与管理的现实难度越来越大。量化评价机制以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项目经费、专利数量等可测量指标为核心，构建了一套看似“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

然而，这种“一刀切”的评价逻辑忽视了科学研究的多样性。基础研究追求原创性与长期积累，其价值往往需要数十年才能显现；而应用研究则强调技术转化与社会效益，其成果形式也不止于论文。

科研量化管理的合法性危机已经显现。科研管理部门的量化管理只是对成果的评价而非对学者的评价，而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只是工作评价而非学术评价，是单位评价而非社会评价，是具体评价而非总体评价，是短期评价而非长期评价。这种评价机制催生了“短视化”科研行为，科研人员为在考核周期内完成指标，倾向于选择周期短、风险低、易发表的研究方向，回避需要长期投入的“硬骨头”课题。

为促进多重身份整合，学术评价机制需要更重视综合贡献。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范式需要从绩效观转向生态观，前者以绩效为导向，注重学术产量、追求效率至上；后者则融入生态学思想，注重构建多元共生、动态平衡的学术生态。机构需要提供支持性环境，让学者能够在研究、教学、编辑、管理等多个领域发挥才能。学科文化需要鼓励“编研教管”协同，认识到不同身份之间的互补性和相互促进关系。

白云翔式的多重身份整合对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乃至广义知识生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通才”与“专才”的平衡问题。学术期刊界有识之士呼吁“编辑学者化”“学而优方编”“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重新回归学术界”，这种呼吁不仅适用于考古学，也适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白云翔在汉代海昏侯国考古与汉文化学术论坛上致辞

图源：考古遗产公众号

考古学家离世引发关注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以多重身份践行了知识创造、传播与传承的完整循环。从田野发掘到室内研究，从论文撰写到期刊编辑，从课堂教学到人才培养，考古学家的工作覆盖了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他们的生命与工作紧密交织于民族历史记忆的建构中，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专业与公众的重要纽带。

白云翔先生的一生展现了考古学家如何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学科发展、文化传承融为一体。他不仅在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等专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还通过编辑工作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通过教学工作培养后继人才，通过管理工作优化科研环境。这种全面而深入的专业参与，让他的离世成为一个时代符号的消逝。

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珍视并培育那些默默搭建阶梯、照亮来路的人。考古学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们发掘的文物和发表的论文上，更体现在他们对学术共同体的贡献、对后学的培养、对学科文化的塑造上。当量化指标成为衡量学术成就的主要标准时，那些难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贡献——如学术领导力、教学影响力、编辑引领力——往往被忽视。

白云翔先生的离世提醒我们，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系统需要多元化的贡献者和多样化的成就形式。它需要既能深耕专业领域又能跨界整合的学者，需要既重视个人成就又关心集体发展的领导者，需要既追求学术卓越又注重薪火相传的教育者。只有当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能够充分认识和尊重这种多重身份的价值时，我们才能培育出更多像白云翔这样“甘为人梯”的引路人，才能让学术传统在创新中延续，让文化记忆在传承中丰富。

在你的求学或职业生涯中，是否遇到过像白云翔这样“甘为人梯”的引路人？他们的存在如何影响了你的成长轨迹和对专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