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再以西学或中学为体、为用来讨论问题了。童世骏教授在一次和李泽厚先生的对谈中对当年李泽厚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作过解释，即在李泽厚那里，西学为体就是以现代中国为体，因为自西风东渐以来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引进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物质变化的现代社会中^[1]，这已是当代的社会存在，我们必须以这一社会存在为基础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优化这一社会进程。如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包括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高校的学科体系和知识框架其主体部分也是西学构成的，大部分（也许除了中医和武术等之外）从局部来谈，都是西学为体的。但即使如此，引进后的西学知识体系也在中国的实践中发生了若干变化，在中国化的道路上有所前进，体、用的角色早已相互渗透。就文化遗产保护理论而言，二战后的欧洲学术界的主流至少在主观认识上已经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其研究的文化遗产已是世界性的，这也是《世界遗产公约》产生的背景，且ICOMOS等组织本身就是一种不仅关注西方也关注第三世界的舞台，在他们的多次会议上关注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保护问题。因而文明互鉴就是当代对待东西方文明关系的最佳定位，互鉴就包括借鉴和镜鉴。

新时代的挑战要求我们在文明互鉴的背景下“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2]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加深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西学，用世界舞台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一如郑永年先生所说，“回归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不要被西方牵着鼻子走。世界性和中国性这两个方面是完全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讲，我们要求同存异，同的东西多了，异的东西就少了，那么人家就接受你”^[3]。

例如，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基础概念“真实性”之所以由欧洲学者提出是因为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基础上的，有漫长的思想演进历史。“真”不仅是西方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西方建立起的科学体系的基础，却都来源于基督教和更早的犹太教。《旧约圣经》中的摩西十诫的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顾准先生曾经指出，“其中的第九诫，不久前有人向我感慨过，中国并无此传统”^[4]。不同于面对上帝的希伯来文明和欧洲文明，在非宗教的史官文化的古代中国，人们面对的不是上帝而是人心叵测的芸芸众生的社会，故孔夫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构建起良好的人间的社会秩序的“善”在中华文明中始终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在21世纪的世界和面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我们需要在文明互鉴中彼此认识与调整在遗产保护中两者的微妙关系。

并非每一种文明都像中华文明那样延续至今，文化学者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一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需要保护，实践层面的操作比理论层面复杂得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高层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有责任为中国走向世界时承担起认识和处理文明碰撞的相关任务，包括相关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及其当代文化影响的工作，至少是协助“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其他文明所在地区的人民，在发展经济改善生存状态的同时认识、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至少不要因为不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当代表现而使中国的经济投入事与愿违。为此，中国的重要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承担起“一带一路”相关的文明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的开拓性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后才会有成果的基础工作，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文明再次崛起之时应该做的工作。

我们强调继续开放，不断学习，无论西学还是中学，要摒弃的仅仅是学术上、思想上、潜在的、甚至是习惯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是中国中心主义）的思维，那种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不考虑国情、简单地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的思维模式（反之亦然）。这方面其他领域的学者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例如从事政治学等领域研究的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关于要摆脱西方的民族国家的话语陷阱的观点，他主要从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特殊性出发因而得出中华文明“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5]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本身就涉及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如同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那样具备客观性和可复制、可验证的特性而是必然带有或然性和变动性，必然受民族和地域的人文因素的影响。而西方经文艺复兴构建起的学术体系都是以欧洲为背景的，他们的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是以欧洲为语境和先决条件的，虽然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就已经意识到欧洲中心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并不断在批判中，但话语体系、概念范畴与其语境、先决条件的关系不会因批判而不存在，因而无论谁在另一个环境中使用，一旦忽略了其语境和先决条件而简单套用就会产生局限性，轻则削足适履，重则落入意想不到的陷阱。以保存历史信息、保存物质载体的真实性这一原则为例，它在欧洲以至亚洲的多数地区是重要和正确的原则，但一旦将此原则简单套用在东南亚的多台风多暴雨地区，结果就出现了无遗产可保甚至无文明存在的局面。在文明或文化差异的讨论中我们应摒弃“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认识到利与弊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保护实践中把握好最优解的探寻。

前辈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我们的思考不必从零开始，近代、现代学者如钱穆、李约瑟、顾准、李泽厚、陈方正等都有深刻的剖析和提问，我们应该以易经的精神，在弘扬我们的实践理性精神和经验主义工作方法的优点的同时，反思因缺少工具理性而给中国科学发展带来的危害，调整工作路线，以变应变，开拓集大成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当代台湾学者王镇华结合改革开放对中西文化的论断尤其值得我们珍视，他说：开放不是“头脑开放成别人的跑马场”，自主也不是“坚持不与人同”——“有自主的气魄、智慧，才有真正的开放。”他在指出西方文化的客观性和科学精神的同时指出“肯定传统也不需要反西方，我们肯定西方的科学、民主还是必须参考，但无文化主体，民主会恶质化、科学会化约、科技会恶用。”他指出，中国文化的三大特征“首先就是主体性，所有艺术品均和主体有关，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艺术品……第二就是实践性，中国艺术谈论得再多，并不等于会做；道理讲得再深刻，对于那些会做的匠人而言，常常反而好笑，因为他知道虽然你碰到了些深刻的东西，却不太相干，还没真正进入。第三个中国艺术动人之处，即是它的整体性，因为不论主体性或实践性，必然具整体化……”^[6]。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上，当前我们最值得警惕的是将东方的缺少微观研究与西方缺少整体和系统观念的碎片化思维缺点叠加在一起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

我国当代的有形文化例如制造业和建筑工程已经从跟跑到伴跑到今天的领跑阶段，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领域上，目前我们还处于伴跑阶段，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开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当我们意识到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不问语境简单套用西方概念术语会落入陷阱后就应该自信自己原来有更合适的概念，就应该反思一下，哪些适应中国实践的传统概念是应该出场了？在众多中国文化传统概念中，首先值得引入的就是“形制”这一概念，在国际原则刚刚传入国内的20世纪90年代，老一辈专家罗哲文、谢辰生等就已经注意到引进的西方概念里没有与它直接对应的表述，因而在《曲阜宣言》里提到的“四原”概念中第一个“原”，就是“原形制”^[8]。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关于真实性的八条中^①，如果我们拼命去找，只能在第一条的form and design中靠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沾一点边，如果我们要将国人对形制的理解翻译成英文，绝对不是form and design那样似是而非，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礼制的产物，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礼”的制度文化的表达。对于国人而言，关注遗产局部的甚至只是几个构件的物质的真实性而忘却遗产整体的形制的真实性岂不是将最重要的历史信息抛弃了？剖析这一矛盾具有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的意义，一如西方史学界关于历史真实性与历史叙事的建构性的讨论，理想的平衡应该是不仅有尽可能多的微观的真实性，也要建构起对各微观事实的有意义的解读^[9]。

另一个重要的中华文明的概念是“意境”，自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问世，“意境”或“境界”成为覆盖中国文化艺术各门类的艺术美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吸收了西方哲学思想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主体与客体互动，情与景融合统一的精妙的学术用语。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如果说在大遗址类遗产中引入这一概念还属可有可无的话，那么在园林遗产尤其是那些在用的皇家园林和江南私家园林遗产中，保护与传承的理论探讨就无法绕过这一核心概念。2011年西湖申遗首次接触了这个概念，并通过“题名景观”这一国外专家可以理解的语言将中国文化景观的特点推向国际，但是在保护传承实践的层面，如何看待艺术价值在价值体系的作用，如何在在用园林遗产中剖析其艺术价值，甚至，如果我们认识到意境的真实性高于在用园林遗产中那些细部的物质的真实性时，如何完成从文人的诗词意境转化为具体的现状山水的整治，这些都存在着大量要用创造性转换才能完成的研究课题。但是，首先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我们自己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这些精炼、含蓄却包含着中华文明的智慧的概念及在当代语境下的普遍价值了。我们再也不能用削足适履式的套路应用国际文献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了。

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决定了中国具有保护先辈文化遗产的传统，但这一传统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操作上不同于西方。例如“五世而迁”的太庙制度，发展到后来，无论是同堂同室还是同堂异室都明确显示，不可能保存所有祖先的物质遗存，在强调尊崇祖先和尊崇祖制的同时具有强调无形文化的传承和古为今用与厚今薄古的特征，具有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的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必然潜在地影响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值得深入研究。

遗产修缮本身的中国传统也到了认真梳理和研究的阶段。一方面，随着传统工匠队伍的萎缩和传统工艺真谛包括材料和技艺的泯灭，连明清官式建筑的修缮是否能按几百年传承的古法维修都难以保证，需要与时俱进参考国际准则调整；另一方面不少简单低廉的适宜性技术对于多数地方性的遗产的修缮提供了最佳的选择，落架大修或曰解体修缮的方法不应该被排除，那些以最小干预原则为理由屡屡向上要钱却又始终不能根除隐患的修缮不仅掩盖病害，也因为传统工艺被大大制约而推动其走向消亡，应该引以为戒。传统修缮背后的实践理性精神应该作为基本原则纳入未来中国文化遗产修缮的理论框架中，而濒危传统工艺的抢救和濒危传统材料的恢复性生产无疑是对修缮质量的最可靠的直接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系列论述理清了保护与传承的关系，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文化遗产传承必须由有形遗产向无形遗产特别是精神遗产领域提升，而在未来的世界语境下人类各类遗产保护的目标也与传承相连，这两方面的理论课题都需要研究。

辩证唯物论认为实践是第一性的，理论需要抽象、凝练与升华因而具有独立性，但毕竟人类的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因而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而不应脱离实践形成空论。李泽厚先生用乐感文化和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点^[10]，顾准则以史官文化和经验主义说明古人的哲思^[11]。赓续中华文明的历程虽然包括与时俱进吸收域外文明的成果，但基本特征不会改变。无独有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众多文献也是通过各国精英对世界各地遗产保护实践的理论思辨和经验提炼、讨论从而获得反映的，除了包含西方的工具理性思维特征之外也是经验主义的归纳，因而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构建主要应该在这两个基础上拓展。

用这样的观念审视西方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总结就会看到西方学界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鼓励不断思考和提问，标新立异、成果纷呈，但只有他们在争论和磨合后的积淀才具有更多的普遍意义；从实践出发，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更贴近保护实践、更关注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学者的成果对于深化和优化我国的遗产保护实践更有意义。我自己受意大利当代学者乔瓦尼·卡尔博纳拉（Giovanni Carbonara，1942—2023）的文章的触动，受益于他对保护科学是多学科推进但如同乐队有指挥一样保护工程必须由通晓保护目标和有整体思维能力的专家领导的论述，感受到他在意大利文的语境中强调“修缮”（restoration）而不选择“保护”（conservation）的精细的理论操作，为此极力推介他的理念^[12]。

更重要的是，不但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同时也以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为导向，凝练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科研课题。除了立法、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的课题外，在理论层面，新世纪的实践已经在不断呼唤我们开展以下的研究：（1）中国木构建筑的结构构造机制的科学性研究，该课题因应县木塔加固方案的研究、讨论而逐渐呈现，但如何从更一般和普遍性的层面开展研究，则是国家层面必须解决的课题；（2）传统建筑案例中的东方建造智慧研究，不少细部做法表面看是反科学的，而一旦具体到材料、施工以至社会环境就会发现背后的合理性，这是自20世纪唐山大地震后就被提出，至今虽有成果但尚未系统化梳理总结的课题；（3）濒危传统工艺的材料、工艺过程精细研究与科学分析，再生产中的技术标准研究，这其中如熟石灰、金砖、琉璃瓦、夯土等都是现实中的长久未予解决的问题；（4）各类遗产的核心价值与真实性差异研究，例如近年提出的低等级遗产和前文述及的园林遗产以及运河等在用遗产的核心价值和真实性表现皆有其特殊性，如不关注而采用一刀切的管理要求将会造成破坏；（5）近年考古新成果引发的地域文化遗产再评估与系统展示研究等。

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并列的提法揭示了保护的终极目标，也将挖掘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新时期的城市生产力和软实力的任务提上日程，这是一个超越行政边界的重要课题。这使我们改变碎片化思维和整合资源，更加重视无形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和价值转化，自觉以此为目标开展当下的工作才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随着实践中不确定性的增大，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面对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制度上加大各级政府用于文化遗产的财政投入以外，作为理论研究领域的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学分析和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文章注释和参考文献略）